摘要：身体在西方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被看作是灵魂和精神的监狱；而女性则因其与身体紧密的联系而一直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制和贬低，并处处被所谓的“女性气质”所控制和规范。阿特伍德早期的三部小说，即：《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女祭司》从女性的视角再现了女性身体在男权社会中的经历。本文通过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女性主义的身体观来分析阿特伍德早期的三部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学。www.hhlww.net/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身体，权力，女性气质

身体作为一个存在的实体，在以二元论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因其欲望，冲动和疾病而被看作是灵魂和精神的牢笼，是人类获取真知的障碍，需要使用意志和理性来管理和驾驭。因此，西方正统的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对身体总是采取一种压抑和贬低的态度。在同样二元的西方性别观中，女性因其独特的生理特征和生育能力而被看作与自然相联系，代表着身体；而与之相对的男性则对应于“高级的”文化，代表着精神。男性对肉体的厌恶和恐惧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发展成了一股以女性为牺牲品的厌女情绪。掌握着权力话语的男性社会因而为女性设计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并通过权力机器将这些行为准则强加给女性，制造了以顺从，被动为特征的所谓的“女性气质”。福柯谱系学揭示了权力对身体的构建，规训，管理和控制，指出身体是各种权力斗争的场所。而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以身体为切入点，挑战了女性等同于身体的主流论调，揭露了男权社会通过身体对女性的压迫，呼吁女性热爱身体，认同身体，发掘隐藏在身体里的力量，以身体为战场以达到颠覆男性霸权话语对女性身体及女性本身的压迫和异化的目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虽然极力否认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是，她的小说多以女性关注对象。这就注定了她无法忽略她的女性人物身体受男权话语规训和压迫的现实。而实际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自己也在Meese的采访中承认“身体概念一直是我所关注。。。人们通过他们的身体以及附加在他们身体上的身体概念来体验自己”（Conversations, 187）。本文试图通过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女性主义的身体观来分析阿特伍德早期的三部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学。这三部小说包括《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女祭司》。

一、 女性气质与身体的驯服
福柯认为，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权力关系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直接控制它，干预它，强迫它得以改造，从而变得驯服，有用。通过这些权力手段，个人被观察，被物化，身体被规训。（《福柯的界线》）。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和控制，首先是确立了一套关于美/丑，善/恶和真/伪的标准，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灌输给个体，使个体自愿将其标准当作真理来追求。女性气质标准的确立实际上就是男权中心话语作用于女性身体的结果。它体现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我者与他者，控制与被控制，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和结构。在这样一个被男权规训的社会，女性处处处于“全景监狱式”的监控之下，她的言行举止和外貌着装都受到各种关于女性气质标准的规范和控制，并时时处于来自男性的注视之下。
《浮现》中的安娜脸上一直涂着厚厚的化妆品，从不以真面目出现在她的丈夫大卫的面前。“她的人工的脸就是自然的脸了” （P48）。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不喜欢看见我不化妆的样子”（P48）。当她因为他与其他女人鬼混而生气时，大卫竟然反驳说她“嫉妒和占有欲太强”（p106）。在这个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男性是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女性的职责就是执行这些标准和规范。他为她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如果她违背了任何一条，她都会受到惩罚。安娜就是这些标准和规范的被动接受者，代表的就是西方女性气质约束下的女性形象：“她被锁住了，她不允许吃，不允许拉，不允许哭泣或生育，没有任何东西进去，也没有任何东西出来”（177）。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贬损在大卫强行为安娜拍裸体照时达到了高潮。作为男性文明的产物，相机变成了男性控制女性身体的工具，“像一个火箭筒或是一个奇怪的折磨工具”， 将安娜“砍成两半”（p146）。男性通过相机注视（或审视）女性的身体，进而获取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权；而女性，作为被看者，对相机中的自己的影像毫无发言权，只能任由男性观看和把弄。这里，相机将女性身体政治化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看与被看，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了。这个相机的隐喻同样出现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女主人公玛丽安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但随着婚期的迫近，她渐渐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的隐退。她的未婚夫彼得是个律师，也是一个摄影和打猎爱好者。他依着整洁讲究，隐隐散发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威感。这种权威感以及社会文化对女性气质的期待共同作用于女主人公，让她在不自觉中变得温顺服从起来。当问及什么时候结婚好时，她“听见自己以软绵绵的口气说（那声音我听起来都不像自己的）：‘还是由你来决定吧。这些大事由你来做主好’（E.W. p94）。这样的回答连她自己都“不胜惊骇”（p94）。那个声音确实不是她自己的，而是经由社会话语建构的社会化的身体发出的，不是自己身体的真实感受。她的身体真实的感受是自己变成了以彼得为代表的男权社会观念追捕的猎物，像“一块肉放在案板上任人摆布”（p231）。玛丽安受过高等教育，无疑是一位觉醒的女性。她觉察到了自己主体性的丧失，对此感到恐惧，终因无法忍受而选择逃跑。第一次逃跑时，彼得和伦正在讨论照相的问题；第二次逃跑发生在彼得招呼大家照一张集体照时。相机在玛丽安眼里变成了猎枪，而彼得则是那个“隐藏在伪装后面”的“黑色的猎手”，“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瞄准着她”（p272）。她的逃跑象征着觉醒的女性对自己被看被控制地位的拒绝和抗议。
男权社会话语不仅规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具有女性气质的行为，而且还针对女性身体瘦/胖，健康/病态划定了标准，并为这些生理上的不同赋予美/丑等道德内涵。苏珊•鲍尔多分析了社会赋予瘦/胖的这种道德内涵：“瘦代表意志战胜了身体，与瘦（就是说非身体）相连的是‘绝对的纯洁，高度发达的智力，和对肉体的超越。。。。。。’肥肉（即是说全都是身体）象征着物质和肉体的污点，‘放纵’，精神恍惚和智力衰退”（《不能承受之重》p169）。 在《女祭司》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指出，人们并不认为肥胖是一种倒霉的命运，而是意志力的缺乏，因此肥胖是令人恶心的（P92）。女主人公琼在成年之前一直是一个胖女孩。因为肥胖，琼遭受到诸多不公平的待遇：时时成为苗条女同伴们捉弄的对象；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只能出演圆滚滚的樟脑球而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向往的美丽的蝴蝶。因为肥胖意味着没有性吸引力，她被警告如果不减肥的话就会有嫁不出去的危险；因为肥胖意味着没有女性魅力，肥胖女性被赋予的社会角色似乎就只有两种：她们或者像莫利卡一样否认自己的性别属性，或者如Theresa一般，即使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穿着保守，却仍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荡妇。正是因为女性身体的肥胖总是被社会看作是精神，意志和道德的缺失，因此肥胖的人总是不被社会所接受。也正是因为如此，琼的母亲使尽了各种办法，希望琼能摆脱肥胖，被社会所接受。
福柯指出，权力监狱式的运作机制，使得权力得以渗透到整个社会机制中，将人们时时刻刻暴露在权力的控制之下。权力的这种弥散性使得女性很容易内化男权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这些性别规范，使她们成为压迫自己身体的男性的同谋。苏珊•鲍尔多指出，“文化不仅教女性成为没有安全感的身体，不断监控自己，留心瑕疵，不断‘改进’自己；文化还不断地教女性（同时要记住，还有男性）如何看身体”（p66）。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多次出现镜子。学者柯倩婷认为，镜子对女性而言“是一个自我创造的、可见的文本，在女性的历史、知识都缺乏的社会里，女性透过这个具体的文本来认识自我”（p51）。在社会文化语境中，镜子既是女性认识自我，观察自我的工具，也是女性审视自我，监控自我的工具。通过镜子，女性可以观看自己的身体，用已内化的女性气质规范不断‘改进’自己的身体，使它符合社会对女性的期待。镜子也因此变成了女性身体的监狱，将安娜真实的自己锁在了里面，将琼的母亲变成了三头怪物。《浮现》中女主人公的抗争也是从打碎镜子开始的。Gloria Onley认为，通过打碎镜子，她“象征性地拒绝了安娜的金粉盒所代表的女性形象”（Critical essays on M. A. p81）。

二、 生理失调与身体的抗争
福柯相信，“有权力，就有反抗。权力关系只是因为有抵抗点才能存在，权力无处不在，那么，抵抗也无处不在”（《福柯的界线 P252》）。女性身体既是男权作用的牺牲品，也是女性抗争的武器和战场。安娜与大卫的婚姻就是一场权力争斗。大卫通过与其他女人鬼混并亲口告诉安娜来获取和保持婚姻的控制权；而对于安娜，“她是绝望的，她的身子是她唯一的武器，她在为生命而战斗，他是她的生命，她的生命就是战斗”（p164），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保持大卫所希望的年轻美女形象，不给他离开的理由。这种抗争是绝望的，它承认并无限制地服从男性权威，是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框架内进行的，因而也是注定会失败的。而阿特伍德笔下的玛丽安和琼则敏锐地感觉到身体所受到的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意识到自己的受害者地位，并不得不体验着这种意识带来的种种迷茫，困惑，恐惧以及因主体缺失而产生的自我割裂感。而这种种消极的体验又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反作用于她们的身体，使她们的身体呈现出种种“病态”，如饮食失调。
鲍尔多指出，“饮食失调远非‘古怪’和反常，而是完全和一个主导性要素相一致，就是在这个文化中做女人的经历”（2，p66）。虽然，她这里指的是为了保持苗条而患上厌食症的女性，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患饮食失调的女性，因为女性在同一文化中相对于男性权力的经历具有普遍性。
当然，玛丽安的厌食症并不是由为了减肥而节食引起的。她对食物原本有着正常的胃口。随着她与彼得的关系越来越近，成为他的未婚妻之后不久，她的胃口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她的身体第一次拒绝食物发生在将牛排联系到血腥暴力的杀戮场面之后，接着，她一发不可收拾，总是下意识地将食物同暴力，生命相联系，因而，身体拒绝的食物越来越多，从肉类到禽蛋，最后甚至连蔬菜都拒绝，只好吃维生素丸。鲍尔多指出，“在女性主义文学中，一个持续不变的关于女性失调的主题，就是用病理来体现抗议，这也不足为奇了。这些抗议存在于无意识、处于萌芽状态，或者事与愿违，虽然它没有有效的语言、声音或者政治，但仍然是抗议”。Howells也认为，我们应该将玛丽安的饮食失调置于对女性气质和成年的挑战这个语境中来理解（p46）。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指出，“幸福的家庭主妇”是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玛丽安原本也准备接受社会为女性安排的命运。“从我在高中大学读书的时候起，我就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会结婚生子，人人都是如此”（p108）。订婚之后，玛丽安也积极地计划着婚礼和将来的生活。但潜意识里，玛丽安却抗拒着这种女性的宿命。她感觉到结婚将意味着丧失自我。婚姻是一个陷阱，通过它，彼得“一直在想方设法把我给毁掉”，“一直在想方设法同化我”（p302）。在她眼中，婚姻是一个猎手与猎物之间的捕猎游戏，她就是猎物，而彼得就是猎手。正是这种受害者意识使她与其他猎物如被剖腹的兔子，被宰杀的牛以及其他所有食物惺惺相惜，将自己与它们等同起来。她的厌食症实际上是她在彼得所代表的他者不断逼近时所采取的，保护自我完整的努力在身体上的体现。与成熟的彼得相反，研究生邓肯则因其无拘无束的行为举止和奇妙荒诞的想象世界代表着自由，代表着彼得•潘式的永远长不大的理想状态。“精神上有些变态”（p302）的邓肯因此深深吸引了玛丽安，并给她一种在彼得那里感受不到的安全感（虽然不一定可以给她慰藉和帮助）。与邓肯的亲近则象征了玛丽安对成年女性角色的逃避和抗拒。小说末尾，当玛丽安给自己做了一个人形蛋糕，并将它分解吃掉时，这种抗拒则变成了对男权社会女性气质规范的公开宣战。
玛丽安这种以饮食失调方式抗议女性宿命的方式也发生在《女祭司》中的琼的身上。由于肥胖与社会女性气质期待相违背，并与种种关乎道德的负面消极的意象相联系，肥胖的琼处处被排斥，受到各种来自同龄人和老师的捉弄与侮辱。甚至连她自己的母亲也不接受她，对她处处挑剔。她的母亲同其他人一样将她与她肥胖的身体等同了起来，忽略了那个寄居于肥胖的身体内独立的灵魂所拥有的与其他任何人同等的尊严和追求平等幸福的权利。她的母亲是女性气质规范的牺牲者，而她反过来又充当了这种社会规范的同谋。她不仅支持Flegg小姐的决定，让年幼的琼在学校公演上出演卫生球而不是她所渴望的蝴蝶，她还充当了社会规范的帮凶，通过过激的言行对琼肥胖的身体进行鞭挞和道德审判，极力逼迫她节食减肥。而她不愿成为母亲的“木偶”（p90），因此，作为对母亲的回应，她开始了暴饮暴食。吃成为了她的战斗方式。“我不断地，顽强地，固执地吃，任何可以得到的我都吃。我与母亲之间的战争认真严肃地进行着；双方争夺的领地就是我的身体”（p70）。对于母亲的引诱，讽刺甚至请求，她都以吃来回击。她的身体不仅是“双方争夺的领土”，更是她的武器。她通过吃获取力量，而这种不断增强的力量作用于她的身体使其日益膨胀。不仅如此，她还故意在自己肥胖的身体上套上丑陋宽大的，色彩鲜艳的奇装异服，以极度夸张的方式炫耀她的力量，表达她对女性气质的挑战，并因此最终击垮了母亲。她鲍尔多在评论厌食症时指出，“（厌食症）是一种潜意识的女性主义抗议，痛恨传统女性角色的局限，反对与它有关的价值，强烈反抗让她们将来步入她们母亲的后尘”（2，p179）。这个关于厌食症的评论同样适用于琼的暴食症，因为，暴食与厌食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同样都是女性为对抗传统女性角色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所采取的极端手段。看到母亲第一次当着她的面绝望地哭泣，她感到心满意足。“我打败了她：我绝不会让她把我改造成她的样子，苗条而美丽”（P90）。

三、结语
女性通过身体感知世界，体验社会；而男权社会则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规范来控制女性。规训的身体构成了规训社会，规训社会又反过来生产了规训的女体。女性身体既是男权的对象和目标，同时也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武器和战场。阿特伍德的这三部小说，和后来她的很多其他作品一样以女性为关注对象，从女性的视角（三部小说除了了《可以吃的女人》第二部分以外都是以第一人称进行的，同时作者本身也是女性），再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经历，考察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以及女性通过身体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反抗。这三部小说是对鲍尔多身体理论和福柯权力理论很好的现实阐释。

参考书目：
1. Gloria Onley, Power Politics in Bluebeard’s Castle, Critical Essays on Margaret Atwood, Judith McCombs, ed. Boston, G.K. Hall, 1988。
2. 鲍尔多，苏珊， 不能承受之重，綦亮，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柯倩婷，身体、创伤与性别，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5. Howells, Coral Ann, Margaret Atwoo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6. 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等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7. Atwood, Margaret, Lady Oracle, Toronto: McClelland &Steward Limited, 1976.
8. Atwood, Margaret, Surfacing, Toronto: McClelland &Steward Limited, 1972.
9. Atwood, Margaret, 可以吃的女人， 刘凯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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